哪位大神知道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不是电影）详细的情节介绍啊……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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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但这不是主要的.作为这篇小说精神主体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那个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红高粱,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总体象征.它可以称之为《红高粱》的“生命图腾”.小说用这样充满激情的语言描写红高粱,赋予红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显然,小说中的红高粱决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与赋予红高粱伟大的生命相对应,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活剧的英雄；也总是伴随着红高粱,或者与红高粱融为一体.余占鳌和戴凤莲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圣的结合,戴凤莲又是在高粱地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小说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红高粱般充实”.余大牙带着高密东北乡人应有的英雄气概坦然赴死的时候,放声高唱的是“高粱红了”,任副官在枪声中、子弹下坦然前行的时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调也是“高粱红了”.在这种描写中,人与高粱获得了同一种品格.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在小说中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用冷静乃至审美的态度来描绘生命的痛苦与毁灭——比如刘罗汉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剥了皮,戴凤莲让余占鳌和冷支队长喝下掺了罗汉大爷鲜血的酒,队员们那惨烈的死亡,等等.因为人只有置身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临死亡的时候,才能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存在.这种描绘一方面强化了生命意识,同时也使小说呈现出新奇、残酷的美.小说对于强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时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伦理评价.余占鳖与戴凤莲野合,为了占有戴凤莲将单家父子杀死,这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尺度来评价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对此作了肯定性描写.即使是对余大牙这个贪财好色的人,作家也赞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气概.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个特殊角色——“我”的诞生.在作品中,“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于余占鳌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着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对爷爷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与仰叹.余占鳌等人与“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距离,一种对比.在这种距离与对比中,作家一方面强化了对余占鳌等体现的那种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对那种生命力在今天的人们身上已经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说中“我”才慨叹：“先辈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密东北乡人高粱般鲜明的性格,非我们这些孱弱的后辈能比”.从艺术的角度看,小说打乱时空结构的意识流式的叙述方式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鉴马尔克斯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奇特的感觉为动力,改变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把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使读者从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金色的太阳“齿轮般旋转”；“残缺的杏黄色阳光,从浓云中,嘶叫着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高粱的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黄黄,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号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等等.小说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规而显得十分新奇.例如说死神有着“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说死骡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阳的曝晒下突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说“有人往栅栏边角上那个铁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盘”；等等.此外,在叙述过程中,作家有时故意插入一些与总体叙述风格相背离的语言.例如“我”看到母亲的小脚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民自由万岁”；借92岁农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顺口溜；引录一段县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诙谐的色彩.强烈的生命意识、具有民间传奇色彩的题材与上述不同艺术手段的融合,使这部中篇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董炳月）【作品评价】《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看,小说取材于作者家乡的抗日生活,写作目的也很明确,在小说结尾处作者表示：“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激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在小说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地描写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梁地红成?洋的血海,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着活剐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没,有英勇的伏击.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后来有人惊叹地评价,《红高粱》把抗日题材“拖出了困海”.不仅如此,《红高梁》还为我国当代的“战争文学”拓出了一条新路.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子.“我奶奶”绝望了,死而后生,她不顾一切,顺从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小说运用感觉的笔触,描写了这场野合的亢奋场面.一个是拦路劫持,身强力壮,后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情欲之血沸腾不已的妙龄女子,他们狂欢做爱,他们精神契合,此时此刻,传统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 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粱一般通红的性格也由此成形.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这一人物之所以充满坚定的抗日激情,不是因为种种苍白的理性思想的原因,而是因为,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奶奶”的管家与情人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她和她家的财产而被日本人活活生剥,这一血腥惨目的景像使她不杀日本人不得安宁.她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余司令喝了去杀日本人,让儿子豆官跟上余司令为罗汉大爷报仇,而自己也象大鸟一样牺牲在伏击日本人的战场上.“我奶奶”这一形象,完全不是传统美学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个有着女性身躯,充满生命活力,洋溢着风流情性,以义气为热血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是个拥有“性解放”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其实,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我国广大农村,保存与流传着一种具有原始意味的,常与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以男女相交为本性常情,以忠义相助为处世原则,以敢做敢为为英雄豪气.“我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如许特征. 小说以一幅幅独特的感觉画面构成莫言的感觉世界.无边际恍如血海的红高粱,高粱地里狂风疾雨般地男女做爱,“我奶奶”那风流的充满诱惑的形体与肉体,刘罗汉大爷被活剥后仍然痛骂不休的令人颤栗的场面,奶奶临死前对天理的种种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无一不是充满激情的感觉投身.莫言的感觉与众不同,他的感觉除排斥了传统伦理与理性教条的制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感觉具有北方农村那种土生土长的,具有原始意味且发育不全的质朴而又充满灵气的农民式的感觉心态,具有浓郁的我国民俗文化的认知特征.为恰切地表现这一感觉心态,莫言的小说总是习惯以“童年视角”为感觉本体.《红高粱》就是以十四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作为线索,另加上“我”的感觉补充组合而成的.细心描绘每一个不同的感觉场面,再把许多的感觉场面加以串联组合,形成完整的感觉体系,便是《红高粱》乃至莫言的创作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