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有无影响?为什么!

独尊儒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有无影响?为什么!
独尊儒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有无影响?为什么!

独尊儒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有无影响?为什么!
汉代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
儒学自汉代占据了统治地位,其本身在学术型态及思想内容与形式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思想发展的逻辑上讲,无疑是一种观念上的大退化,但却使儒家教义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更为紧密地交织或整合在一起了.概括地讲,儒学在汉代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术型态上由先秦诸子一家之学而演化为经学.二是,政治观念的法家化.三是,思维方式上的阴阳五行化.四是,天人灾异之说的盛行.五是,政治思想由乐观而走向悲观.
在儒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最具影响的就是汉儒董仲舒建构了一套系统的天人合一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是西汉景、武之世的著名公羊学大师,他以儒为主,揉以阴阳五行、法、墨等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天人政治论,对于传统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可谓前承孔、孟,后启朱、王.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标志着先秦儒学想着神秘主义转化的完成.维护君权至上是董仲舒的基本政治主张之一,同时又系统阐述了天谴说,并试图运用阴阳之道规范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原则,提倡德刑兼备,以“德治”为主.董仲舒将他所崇尚的政治原则称为“道”,认为道是万世不易的永恒法则,在坚持道的前提下,主张统治者应根据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局部调节,这就是经、权和更化的思想,这可以说是汉代统治阶级政治成熟的体现.儒家政治理论经过董仲舒的一番加工,更具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调节性,增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应变能力.

影响很大，我们不以偏概全，儒术的确有很多金玉良言、但是儒术教导民众逆来顺受,乐天知命,安于现状，时间长久必然使民众丧失血性；自汉儒董仲舒以来，中国人的精神被阉割，形成的很多食古不化的酸儒，误国误民，导致人名甘于被奴役，认为被奴役是理所应当，并拼命的想往上爬做那个奴隶主，直到今日，同样影响甚深，当官的是为了贪钱，对民众作威作福，而民众也不会反抗，因为他们仍然觉得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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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很大，我们不以偏概全，儒术的确有很多金玉良言、但是儒术教导民众逆来顺受,乐天知命,安于现状，时间长久必然使民众丧失血性；自汉儒董仲舒以来，中国人的精神被阉割，形成的很多食古不化的酸儒，误国误民，导致人名甘于被奴役，认为被奴役是理所应当，并拼命的想往上爬做那个奴隶主，直到今日，同样影响甚深，当官的是为了贪钱，对民众作威作福，而民众也不会反抗，因为他们仍然觉得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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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治思想以儒家为主，辅以法家，在中国传统政治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他主张礼治。注重礼的制度化，提出要端正名号、严格等级。同时，他重礼，并不排斥法。
2、他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民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民是国家之本、政治之本。民心向背会直接影响统治者的成败得失。这是传统重民思想的认识顶点。
3、从礼治和重民出发，他在政策上主张刑赏并用，以赏为主。他又主张倡导四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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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治思想以儒家为主，辅以法家，在中国传统政治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他主张礼治。注重礼的制度化，提出要端正名号、严格等级。同时，他重礼，并不排斥法。
2、他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民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民是国家之本、政治之本。民心向背会直接影响统治者的成败得失。这是传统重民思想的认识顶点。
3、从礼治和重民出发，他在政策上主张刑赏并用，以赏为主。他又主张倡导四维（礼、义、廉、耻），行教化
董仲舒阐发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促成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统治者的政治指导思想。
一、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政治思想
（一）天人合一
1、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首先，人由天所派生。人不是自然生就，而是天的创造物。其次，“人副天数”，人从外在形体到内在的感情、道德、意志等都体现了天的意志和规律。再次，天涵荣人，并与人相通。其四，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整体。人与天相同又相通，在天人的关系中，天是第一位的，第一性的，人是第二位的，天人之间实际上一种主从关系。
（二）君权至上与天谴说
他提出君权天予说，来阐明君权的来源和权威性。
1、他认为天与人可以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并非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资格与天沟通。人与天的沟通是通过一个中间环节来实现的，这个中介就是“圣人”。圣人对应于实际政治就是王。王就是现实的圣人，圣人则是理想的王，圣人与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
2、他在论证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同时，也指出了天的权威是高于君主的，君主居于万人之上，但也要敬天 ，受天约束。如果君的行为不符合天意，天就会以灾意的方式给出警告，要求君主改正，适当调整政策。如果君主一意孤行，天就会给予惩罚，必有灾祸降临。这就是所谓的 “天谴说”。
（三）阴阳合分论与纲常理论
1、他认为天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体现为阴阳分合运行。阴阳之道是宇宙和社会中的普遍规律。世上的所有事物都有这样的阴阳组合，这样一来，整个世界就被一分为二，种种复杂的关系都可以简化为阴阳关系。阴阳双方的地位并不相等，阳处于主宰、支配的地位，阴处于被支配、被制约的地位。
2、阴阳关系体现在社会政治关系上，就是君、父、夫分别支配着臣、子、妻。君臣、父子、夫妻是当时社会诸种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这三种关系的内在法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所谓的“三纲”。
3、“三纲”提供了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五常则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具体道德 ，行为规范。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他认为通过五常，使人们能从自己做起，提高自身修养，自觉遵从社会和政治规范，进而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
评价：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政治论，由天人关系、天道运行规律论证了君权至上和等级原则，又主张以天制约君主，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从而提高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适应能力，这是儒家政治学说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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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啊。
自董仲舒以来，中国古代思想基本上就是儒术，算然魏晋时玄学兴起一段时间，但总的来说，儒学贯穿始终。

外儒内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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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
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
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
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
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
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影响与作用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
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
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
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
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
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
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
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
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
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
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
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
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
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
——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
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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