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结合作品论鲁迅文学创作的现代性.这个命题主要要注重现代性三个字,

第一,结合作品论鲁迅文学创作的现代性.这个命题主要要注重现代性三个字,
第一,结合作品论鲁迅文学创作的现代性.这个命题主要要注重现代性三个字,

第一,结合作品论鲁迅文学创作的现代性.这个命题主要要注重现代性三个字,
鲁迅关于文学自觉的时代始于魏晋的看法是在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形成的,是中国文学观念西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中西比较视域、形式美感视域和情感视域三重视域影响了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其论断的局限主要在于:一、鲁迅对“文学自觉”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并不清楚;二、文学史研究中的自相矛盾;三、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内在关系;四、对文学自觉的标志的看法也并不全面.
　　鲁迅先生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了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看法,近年来,关于这一看法引起比较激烈的论争,有持“汉代说”的,有持“六朝说”的,也有坚持“魏晋说”的.鲁迅的这一论断是否科学,我以为,应将之放到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即鲁迅这一论断产生的现代性语境中加以审视,才能作出基本的判断.
　　鲁迅对文艺的形式美感也非常重视,在《摩罗诗力说》中曾对文学的无用之用作了清楚的说明:“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指出文章的不用之用在于“涵养人之神思”.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回到文学本体,坚持文学的无用之用的娱心,与康德的艺术无功用论在基本观念上是一致的.基于对形式美感的重视,鲁迅在其文学史书写中特别注重作品的“文采”.《世说新语》之所以为鲁迅所激赏,不是因为它的“喻道”或“议政”,而是“为赏心而作”,“远实用而近娱乐”.
　　鲁迅对文艺的形式美感的重视还可以从他对刘师培、章太炎文学观念接受向路的差异上中看出.刘师培发展了乡先贤阮元的“文言说”思想,重视文、笔之别,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从“骈”与“散”的对立和《文选》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瀚”的文学传统出发来确立文学的特性,更看重的是文学的“沉思”、“翰藻”特征,更注意的是音韵和比偶等中国语言文学所特有的美感因素,甚至以此来与域外文学相抗衡.对于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刘师培在《文章源始》、《广阮氏文言说》等文章中,广泛征引古籍如《说文》、《广雅》、《玉篇》、《广韵》、《释名》等著作中的诠释,反复说明“文”当训为“饰”,对文学的形式因素极度重视.鲁迅不只一次推荐刘师培的著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而对章太炎的杂文学观念颇不以为然,他曾对许寿裳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川如果细查,就会发现,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基本判断,主要得益于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是鲁迅对汉魏文章基本特色的判断,刘师培的判断是“清峻”、“通”、“骋词”、“华靡”,二人基本上如出一辙;鲁迅将魏晋时期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也能找到基本类似的说法,刘师培的说法是:“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
　　鲁迅与同时代文学理论家一样,对文学的情感性特质也十分强调.在他和周作人合译的《红星佚史》的《序》(1907年)中,就明确将情感作为“文”的基本特质:“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年)又强调文学艺术“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摩罗诗力说》中所提倡的“摩罗诗力”实际上也是一种具有奇妙魔力的伟大的感情.对情感特质的强调还反映在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上.比如,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他认为:“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评价《离骚》时说:“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甚于此者多矣.”当然,这种强调更多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作为一位敢于剖析“病态社会”与“伪文明”的内外科医生、一个善于拷问和挖掘“人性与灵魂”的睿智考古家、一个孑然徒步在“文化沙漠”的苦行僧,他的悲观主义者的绝望,他的“无家可归的惶惑”,在“荒诞与反讽”、“自我与选择与反抗绝望”、“超越自我与面对世界”等重大主题中化为外冷内热、饱富情感的那些文字,一一呈现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