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末中国近代化之路

浅谈清末中国近代化之路
浅谈清末中国近代化之路

浅谈清末中国近代化之路
１、历史背景和发端：
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得,所以说,要认识近代社会那就必须同古代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之不同中才能找到近代社会的特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为中体西用,它是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的一个指导思想,它最初是由冯桂芬于19世纪60年代初在《校玢庐抗议》一书中揭橥的.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之后,洋务派官僚和理论家们特别是后者又对这一思想加以解释,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如 王韬就说：“形而上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西人也,以器胜.”“器胜去诸西国,到则备当自躬.”薛福成则说,“取西人器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成为流行一时的中体西用的滥殇.此外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也分别提出一些建议,要求清政府改革中国的内政外交.总税务司赫德于1865年撰写了《局外旁观论》,英国署理驻华威妥玛与1866年撰写了《新政论略》,提交给总理衙门.他们指出中国存在的各种弊端,建议清政府主动进行改革、兴利除弊、学习西方,建设铁路、电报和近代工矿企业,改革金融和邮政等.按照当时洋务派的主流观念的认识,所谓的“中体西用”,简单说来就是要以中国的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以“伦常名教”作为思想基础,以向西方学习技艺为主,而对于封建君主的专制制度是不可动摇和变更的.最初,洋务派是于西学的认识仅仅是局限于西方的军事技术.在这一时期的引进西学,主要是洋务派借法自强活动从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建立军事工业开始.进入19世纪70年代,逐渐认识到向西方习的不仅是军事技术,在其后面是西方的强大的经经势力作为后盾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后,洋务派就是由此“求强”的军事工业,而发展到“求富”的民用工业,对西学的翻译也从介绍军事技术领域扩展到自然科学的以及史地、政治、教育、商务等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进入80年代之后,有些人还萌生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这是在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主要的过程.“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西学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它在洋务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的、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的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是起着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
实事证明,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起了积极作用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兴的文化观念体系.而这也恰恰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一种既符合时代进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观年的时代命题,已经提上了中国近代发展的日程.在我们对中国的近代史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对中国百年历史的屈辱以及所伴随的文化现象,也应该用同样的耐心来进行梳理,就像我们现在对中国的改革思想历程进行回顾的时候,落后要挨打这是邓小平同志用简洁的语言表达的,却也是表达了一个具有思想史方面的话题.中国是如何落户的,如何在当时面对自己落后.翻开开那段现在并不尘封的历史,寻找到新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当代经济改革的一些做法有其是在思想解放中的历程,就会发现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关键是解放思想.对于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小平同志作出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开放.”所以即使在现在我们来对待“中体西用”问题,进行分析时对发生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好象依然在争论,而有的问题即使是已经证明了的,我们现在依然还要不便明晰.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在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世界就是在向开放迈进,帝国主义使用了洋枪舰炮迫使中国的国门开放,使得中国历经了丧权辱国的羞辱,而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则是我们自觉地吸纳外国的资金、技术来建设中国的小康社会,这是本质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而且作为开放过程中的文化和思想的交流,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通过已经走过的历史来面对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这道文化景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现代化从器物层－－制度层－－思想文化层的不断深化,同时也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完成这种深化的认识.所以在一开始对中国的洋务运动进行了解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许多学者对于设计到洋务运动中属于要解决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在当时的洋务用早在中国出现之前,其实已经有不少的人,在着手对这一问题进行舆论宣传方面的准备,那就是在中国讲求洋运动务,这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洋务运动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而这一点,在我们中国对已经过去的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回顾时,会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同样的问题.2、洋务运动中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对于中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在19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已经感到了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到世界以及中国的影响,自然这种感觉是通过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中感到的,西方各国在继续趁西方工业革命的势头发展,我们的近邻日本对近代化的热情显然大大超出了中国,我们已经感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已经不能再继续保持自己惯用的模式来管理这个国家了.有为之士看到了在西方列强的对世界的征服欲望中感到了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是对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统治的根基的动摇,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外力,而且在早年接触了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已经感到了西方的技术革命,对于这个缓慢变化－－甚至是变化很少的天朝之国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漫长的封建帝国,束缚人性的儒家理教,农耕社会自给自足,在世界近代化潮流中已经落伍于这个时代了.其实,对于所谓的“中体西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是因为祖宗之制,不容更改的问题,而是说西方的文化,是否能够给这个显然已经落后于世界的东方古老的帝国,带来新的生计和活力,统治者本身其实是不愿意使得自己统治的天朝,就是这样的衰败下去,所以期望用西方的“奇技淫巧”、或是军事工业、或是经济的发展能够为这个帝国提供改变自己衰败形象的一剂良方.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发展的历史大国,尤其是有着卓越而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来说,这是从西方引进文明成果的大举动,无疑是要引起文化观念上的巨大震撼和猛烈冲击.作为洋务运动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洋务运动在一开始就表现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历史走向的不同观念出发,出现分歧的不可避免性和冲突矛盾也是非常正常的.所谓的“中体西用”的倡导者,在引进之初,并没有给予明确的阐述,笼统的说,就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的“伦常名教”为核心,其具体的体现,则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那些提倡者看来这时不可改变和动摇的.而所谓的西学,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洋务派对西学的认识是在不断加深的,也是在中国这个封建的巨大身躯,越来越不能经受住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觉醒的.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所谓的“中体西用”这是不能跨越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到洋务运动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过程.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我感到史学届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关注,就说明了它是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的.3、认识“中体西用”的双重作用及其缺陷所谓的中体西用,在当时提出的时候,就有关于“中学源头论”这样的说法,而这些不过用来掩饰中国人的那种崇古和自感优势的心理罢了,而洋务运动注定要不能挽救大清颓势的,也正好是和这种愿望相反的.那就是在不改变现行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仅仅是依靠技术类型的改革为基本的思想的,自然其目的也是为了求富,但是在一个不能改变封建政治制度作为前提,只是看到人家表面的先进,就技术学习其外在的先进技术,而力求“求富”的想法.仍然用封建专制制度来统治这个天朝大国,显然是不能真正找到“强国求富”道路的.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中体西用”所起到的作用是双重的,自周秦以来,中国的一直是拥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的,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保守的心理,自认为自己是“天朝之国”,其它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开化的戎蛮狄夷,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些西方国家不同于过去的“夷狄”,他们有优于中国的长处,是值得中国效仿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西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也从一种思想的主张到一种轰轰烈烈的实践活动,也由军事领域发展到经济领域,并且为进一步发展到政治领域奠定了基础.然而“中体西用”自身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本来“体”和“用”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封建主义用封建主义的“体”和“用”,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体”和“用”,洋务派要把这两个不同的东西一起使用,或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用”移植到封建主义的“体”上,用资本主义的用维护封建主义的“体”这本身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以为仅仅是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就能改变一个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而在当时中国的不少洋务思想家以及一些洋务官员,就已经认识到了“中体西用”的自身矛盾,认识到西学自有自己的“体”和“用”,实事上洋务派的不少思想家,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意识到了,所以一些洋务派的官员就已经认识到了,要引进“西体”来代替“中体”的做法,而这些就连那些洋务派的官员,也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对于所谓的要改变国家政体的一些做法,例如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在实际上是排斥的.“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旨在提倡西学的独特的文化观念,而这种思想在洋务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的确也是对于一个从来自视甚高的帝国统治思想的一次冲击,因为在过去作为一个泱泱天朝来说,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猛烈的冲击.它通过提倡的一种文化的新论,来对传统的作为中华帝国不可动摇的儒家理教的挑战,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它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被那些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洋务派知识分子给予了折衷的方式.因为他们知道,假如不用所谓的“西学中源说”这样的东西,来对自身的接受进行自我宽慰的解释时,很难让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接受,自己也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虽然现在今天看来,在接受先进文化方面具有不彻底性,在那种情况下,如此的提倡依然是是有它自身道理的,是圄于时代的局限性决定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那么洋务运动中的是如何解释中体西用呢?这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即使是那些鼓吹西学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用所谓的中体来对待学习的时候,对于中学的所谓的价值是不会放弃的,对于中学的价值依旧是认可的,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凡是西方一切的东西,都拿来让我使用.用种而不是像我们的那些所谓的官僚阶层,一旦念及“中学”的价值和个人的功名利禄,也会立马就变成固执的卫道者.自然这种现象是与中国的多少年来,一直是以程朱理学对于有清一代的官宦士庶造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自然对于一个并不成熟的文化观念来看,“中体西用”本身是有其不足的,它的局限存在也是十分明显的,因而它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观念和思想体系.这其实并不是说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本身是不能发展的,在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发现了“中体西用”的局限性,恰恰说明了中国真正要求强求富的真正的道路,应该是走适合自己国情发展之路.这意味着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不能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起到积极作用的时候,说明它就需要一个新的思想观念和改革的东西,来取代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观念.因为中国新的近代化进程态需要新的推动力和新的思想观念的出现和崛起了.在我对中体西用这一观点进行分析的时候,刚刚进入这个题目,仅仅是对于技术和思想层面的意义,来对看待现代化问题的,但是在具体进行这个问题之后,发现所谓的中体西用问题,不过是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上一个具体问题的反映,实际上它是和整个中国的国情,以及漫长的历史文化相生伴随的问题,仅仅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现代化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的,它必须改变心理意识结构的某些方面,创造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观念现代化.就像现在我们有些人虽然已经在使用电脑进行工作了,但他的思想或是行为意识并不是现代化一样.现代化问题同样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而具体说来,现代化的实现就必须要实现物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运动相互之间是不可分离的,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而这三个方面的现代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探讨和论争已经历时一百五十多年,它具体反映了中国在走向近代化历史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思想脉络,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因为从洋务运动之后.对于中体西用文化的作用依然是在起着作用的,甚至也影响到现在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